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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其所來 方知所往

        ——民建先賢冷中雪的家族記憶

        作者:徐可   信息來源:民建中央網站   發布時間: 2020年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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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主先賢:七君子、上海救亡、進步學生

          重慶白象街,自晚清起就是著名工商金融老街,但在我的記憶中它卻是家族記憶的標簽。以前的街景風貌早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樓。“成都寬窄巷,重慶白象街”,時光穿越的繁華背后,一幕幕厚重的歷史重新鮮活起來。八十年前,白象街不僅是風云際會的場所,也是中國民主思想的發祥地和中國民建的誕生地。

          我外公冷中雪是湖南新寧人,1917年出生。《開封民建會員風采》里這樣簡單介紹他:1945年經章乃器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后任中國民主建國會總干事。1950年受章乃器指派來到開封組建河南民建。后來在文革中屢遭磨難,但他堅持真理,錚錚鐵骨,對民主事業忠貞不渝。他1980年從開封市委黨校離休,2004年病逝。

          我外公早年在上海讀書時就熱衷社會活動,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后,經由章乃器、胡子嬰、沙千里的介紹加入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不久就成為學生救亡組織的召集人,和著名的“七君子”來往頻繁。我小時候的記憶中,外公家的墻壁上就掛滿了民主志士贈與我外公的書畫題詞條幅,歷經文革劫難,至今仍保留下了李公樸、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邵力子、王昆侖、胡子嬰、鄒韜奮等民主志士的墨跡,以及胡厥文、沙千里與我外公的書信往來。

          我外公青年時代在上海之江大學讀書,但他的民主政治活動卻是在重慶進行的。他為什么千里迢迢來到重慶,這還要從沈鈞儒和陶行知的交往說起。

          二、育才學校:沈鈞儒、陶行知、冷中雪

          我外公在“七君子” 的精神感召和引領下,組織學生隊伍成立“上海不為奴隸青年團”和“上海小小救亡組”,由上海奔赴浙江、湖北、湖南宣傳抗日,田漢也曾經參與這些學生組織活動。我外公的行為深受“七君子”的賞識,沈鈞儒手書“中雪先生從事救亡工作,意志堅卓,極可佩慰”的題詞以資獎掖,鄒韜奮也題詞“團結御侮”,李公樸題詞“反抗天然之壓迫”贈與我外公。這些題詞至今仍然墨色如新。

          “一二九運動”以后,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日趨高漲。當時,沈鈞儒和陶行知過往密切,對此《重慶陶研文史》2011年第1期《團結御侮,共赴國難》進行了專門的考證。1939年夏季,我外公隨沈鈞儒來到重慶,隨后被沈老介紹給正在籌劃辦學的陶行知,并跟隨其到重慶北碚創建了育才學校。這段軼事被《重慶陶研文史》2009年第4期《沈鈞儒‘送’的禮品》記錄下來:陶行知千辛萬苦找到了一處合適辦學的地方之后,就“告訴沈老說,育才學校的校址解決了。他把發現古圣寺的前后經過向沈老做了陳述。沈老對陶先生說,你馬上要維修校舍,現在一定很需要人幫助你工作,我現在向你的育才學校貢獻一個禮品以示祝賀。沈老指著站在他旁邊的冷中雪說道,就把這個青年獻給育才吧。于是陶先生滿懷喜悅笑納了沈衡老的這份厚禮。”就這樣,我外公來到古圣寺開始了建校籌備工作。他和馬侶賢副校長也成為最早的一批教師。這段軼事和陶行知本人的記載也相互印證。陶行知日記里邊也有“中雪到古圣寺來”的記錄,在《陶行知全集》還刊有他為我外公的題詞“中雪同志 追求真理 即知即傳 陶行知 二八 八 廿五”的字樣。我外公到來的這一天,1939年8月25日,就這樣被確定下來。

          我年幼時經常聽到我外公提及“古圣寺”,很久以后才知道這就是育才學校的濫觴之地。我外公曾經講述他護送十幾位烈士遺孤由古圣寺到延安的事情,其中一位學生叫李遠芃,他就是國務院前總理李鵬同志。有關文獻記載:“1940年秋,李鵬第一次見到了在重慶工作的周恩來。當時,李鵬正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辦的育才學校學習。有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要他趕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準備去延安。”我外公就是此事的親歷者。當時李遠芃在育才學校社會組學習,我外公是社會組教師。育才學校作為抗戰后方的教育基地,培育了無數的棟梁之才。

          三、自強不息:馮蘭瑞、袁先鋒、袁美玉

          我外婆原名叫袁美玉,1920年出生于重慶的官宦世家。但是外婆家庭深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姐弟多人都是地下黨員。這個秘密是多年以后,外婆和弟弟袁美瑩的共同好友馮蘭瑞揭開的。

          馮蘭瑞, 1920年9月出生,1938年1月入黨,1940年奔赴延安。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中紀委原書記李昌的夫人。馮蘭瑞在《回憶“自強”——一生追求的起點站》一文中深情寫道:“其中有好些‘自強’的老戰友,值得我們這些活了下來而能見到新中國成立以及改革開放的人永遠紀念。”

          第一位值得紀念的人,就是我外婆的弟弟。馮蘭瑞寫道:“袁先風原名袁美瑩,同袁美玉是姐弟,倆人都是‘自強’會員。袁先風1938年秘密去延安,大約1938年夏天,我接到他的信,才知道他已經到了新四軍某部,主編一個刊物。以后再也沒有接到他的信,后來才知道他1939年犧牲在金華地區,才23歲。”

          今天的重慶三峽博物館的展室仍陳列有袁先鋒的照片,他青春洋溢,英氣勃發,讓人過目難以釋懷。我母親也保留著他的照片,背面不知是誰用英語寫道“donnot forget”。我外婆曾回憶說,當年袁美瑩為了入黨虛報了自己的年齡,犧牲時只有20歲。姐弟倆人為了表示追求進步都改了自己的名字,各自把“美”字去掉,分別稱為袁先鋒和袁玲。另外,后經曾任贛南游擊隊領導人陳丕顯的回憶,袁先鋒的確切犧牲地點在丹徒而非金華。

          1938年,馮蘭瑞介紹我外婆入黨,倆人都是重慶進步青年組織“自強會”的骨干成員。馮蘭瑞回憶說:“‘自強’是重慶青年自強讀書會的簡稱,是重慶市各界救國會的周邊組織。1936年秋,漆魯魚同志把它改造為抗日救亡的團體。”漆魯魚是位堅定而傳奇的地下黨員,曾經被捕假釋、乞討尋黨。在他的影響下,“自強”許多成員都奔赴了延安,其中就有馮蘭瑞和袁先鋒。

          1939年,馮蘭瑞又介紹我外婆到育才學校工作,她在《不帶半根草去——回憶陶行知先生》里邊寫道:“(育才學校的)負責人,除陶先生以外,幾乎都是共產黨員。不少人是象我一樣在國統區‘搞紅’了以后才到育才的。經我介紹去育才的就有聶奇慧、袁美玉等人。” 我外婆在育才學校分配到音樂戲劇組,同事有賀綠汀、任光等人。外婆還多次主演《放下你的鞭子》等進步話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外公外婆是在育才學校相識并于1944年結婚。一位追求民主的進步青年,一位救亡組織的地下黨員,就這樣殊途同歸地走到了一起,從此相伴終生。當時,沈鈞儒、陶行知、王昆侖、胡子嬰等人到場親賀并題詞。沈鈞儒是證婚人,作為前清進士,他偏愛用典,題寫“鶼巢比翼,鴛牒盟心 民紀三十三年四月廿三日為中雪吾弟與袁玲女士結縭嘉辰 沈鈞儒書賀”;王昆侖也不遑多讓,題寫“青女素娥俱耐冷,陽春白雪呈高情”,將外公的名字嵌入聯中;而陶行知則直白樸素,題寫“本是好朋友,共造新家庭”,一時傳為佳話。

          《重慶陶研文史》2013年第2期總第50期刊出的文章《育才學校董事會、教職工和中共地下黨組織概況(1939年7月—1949年12月)》紀錄了他們的簡單“行狀”:“冷中雪:教師,1936年在上海參加全國各界救國會,上海文化救亡協會,從事抗日宣傳工作。1939年到校,1940年離校。建國后在河南開封市委黨校工作。”“袁美玉:教師,中共地下黨員。”“馮蘭瑞:教師,中共地下黨員。北平一二九運動積極分子,1939年來校,1940年離校到延安。著名經濟學家。”

          馮蘭瑞是一位世紀老人, 2019年2月辭世,享年99歲。她的遺著《別是人間行路難》印證了以上有關史料。

          四、上川公司:星五聚餐、西南大廈、民建肇始

          我外公之所以離開育才學校,是因為這時章乃器也由上海來到了重慶。我外公在上海讀書期間就與章乃器相識,并為他做了大量的事務性工作。眾所周知,1935年12月,章乃器與上海文化界人士馬相伯、沈鈞儒、李公樸、陶行知、鄒韜奮等人聯名發表《救國運動宣言》,旋即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我外公組織的學生救亡活動也得到了章乃器的大量幫助。

          1940年6月,章乃器與上海銀行的陳光甫在重慶合資創建了上川實業公司,我外公得知以后也離開育才學校到上川實業公司工作。我外公和章乃器的接觸就頻繁起來,我外婆和胡子嬰也成為了朋友。我外婆家就在白象街,離家不遠就是位于白象街15號附1號的西南實業大廈。這座大廈是遷川實業家的眾籌產物,我外公跟隨章乃器自然也是這里的常客。根據相關文獻記載,當時“中國西南實業協會希望各廠礦有一聯合辦公中心,便利于趨上之接洽,故早有建筑西南實業大廈之計劃。去年冬,承川康、聚興誠兩銀行以白象街云×地產捐贈本會,即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我外公在上川實業公司工作期間,開始和大批企業界人士接觸,包括中國汽車制造公司重慶辦事處主任沈誥(沈鈞儒的侄子)、重慶甘南油礦局局長孫越崎以及實業界領袖胡厥文等等。由于業務需要,西南實業大廈建成肇始就成為“星五聚會”的活動地,成為當時工商界人士和知識分子共商國是的聯絡點。對此,《民主先賢與星五聚餐會》一文記述了“星五聚餐”是如何由上海發起輾轉香港又來到重慶的。據我外公回憶,當時的聚餐“火鍋”居多,重慶素以火鍋聞名,許多歷史事件都是在火鍋的熱氣蒸騰中得到見證。

          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成立就是如此。中國民建史料記載,1945年12月16日,當時的中華職業教育社領導人黃炎培、遷川工廠聯合會負責人胡厥文以及實業家章乃器、施復亮等發起,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發起并創建了中國民主建國會。這一天,大家少不了要吃頓火鍋慶祝一番。

          知其所來,方知所往。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2015年3月曾專門到白象街考察并確認西南實業大廈為中國民建誕生地,隨后“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紀念碑”也由較場口搬遷到西南實業大廈舊址。今天的西南實業大廈已經成為中國民建博物館,里邊專設了“民建發起成立”的圖片陳列展覽供人瞻仰。

          五、共建政協:緊要關頭、實業救國、不忘初心

          抗戰勝利前夕,面對“兩條道路”“兩種命運”的重大抉擇,民建先賢們開始了新的藍圖謀劃。1945年5月23日,黃炎培、胡厥文、施復亮等人在上海舉行民建理監事會,討論并通過了響應共產黨“五一口號”的決議,先后與致公黨、臺盟、民進、民盟、農工黨、民革、九三學社、民聯、民促、救國會等民主黨派發表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掀起了多黨合作、共建政協的高潮。

          七十四年過去了,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仍不褪色。據《盧作孚與西南實業大廈》的記載,當時胡厥文指出:“在抗戰勝利這個決定國家前途和命運的緊要關頭,絕不能做一個明哲保身,只圖自己企業發展的資本家。工業界應當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敢于站出來發表政見,挽救自己的命運,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聯絡工商各界,為民主建國而奮斗。”

          胡老的聲音是中國民建在抗戰時期對共產黨“五一口號”的認同與響應。隨著時代變遷,中國民建初心不改,越是在歷史的緊要關頭,越要敢于擔當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胡老曾經坦言:“多年來,我埋頭工業,發展生產,不愿過問政治,想回避政治;現在看來,政治是回避不了的,你不過問它,它卻要不斷來過問你。再說,政治問題不解決,經濟問題就難以徹底解決和根本解決……過去那種‘在商言商、在工言工’,不過問政治,不想參與政治的態度必須改變。”

          胡老“實業救國”的情懷終生不渝,即使在文革期間,他對我外公也勉勵有加。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緊要關頭”,鄧小平希望調動更多的積極性,尤其是一直“靠邊站”的原工商業者,認為他們海內外聯系廣泛,有豐富的經商辦實業經驗,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于是鄧小平宴請了胡厥文、榮毅仁、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弢,暢所欲言,獻計獻策,為我黨工商業政策轉型做了前期鋪墊。

          今天重慶的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以蠟像的藝術方式定格了這次不尋常的宴請。我外公曾經對我轉述了胡厥文的故事以及這次著名的“火鍋盛宴”,當時胡老已經雙耳失聰,但在“五老火鍋宴”中他興致勃勃地聯想到當年的“星五聚餐”,認為“中國工商界的春天已經不遠了”。

          從此“春天的故事”拉開了中國崛起的歷史大幕,民建作為“民族工商業企業家和與他們有聯系的知識分子”發起的政治組織,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了獨特的經濟統戰功能。

          六、記憶路標:五一口號、家國情懷、代際傳承

          1949年底重慶解放以后,我外公先是到民建組織報道,旋即被派往處理國民黨“中美合作所”屠殺革命志士“一一二七事件”的善后工作,接著籌備了“楊虎城將軍追悼會”,隨后又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

          1950年秋,我外公從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分配到北京的“民建總會”工作。1951年,章乃器指派我外公到河南開封籌備民建河南的組織機構。1957年,章乃器被打成“中國頭號右派”,隨后我外公也受到牽連。1980年右派平反后,我外公來到開封市委黨校工作,我外婆也在開封糖煙酒公司工作。他們在開封平靜地度過了晚年,相繼走完了一生。

          如今,白象街、古圣寺、育才學校、上川公司、西南實業,都已經成為我家追憶先人的路標。言傳身教,耳濡目染,我在家庭的影響下于1998年也加入了民建。我外公告訴我,民建先賢與早期的共產黨人很多既是工商實業家又是經濟理論家,這正是陶行知“知行合一”理念的踐行。例如章乃器是金融學家,錢俊瑞是工業經濟學家,馮蘭瑞是勞動經濟學家。我受此影響也從經濟管理部門轉而從事經濟理論的研究工作。

          我外公告誡我,民建會員不僅要有書生意氣,更要有社會責任擔當的意識和勇氣。每當我踏上白象街,重回這片熱土,就會想起祖輩先賢,就會看到西南實業大廈,就會想到胡老振聾發聵的呼聲,重溫“五一口號”并感受到新的時代意義與精神價值——每逢“緊要關頭”,中國民建和其他民主黨派總是挺身而出,與共產黨肝膽相照。

          重溫“五一口號”不僅能夠喚醒我的家族記憶,還賦予我新的時代感和使命感。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復雜多變,機遇挑戰并存。在在新時代所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緊要關頭”,我們要穿透歷史時光,拂去塵埃、保持定力、不忘初心。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夜,在歷史拐點與特殊的窗口期,民建企業家和工商從業者決不明哲保身,悶聲發財;而是要知其所來,知其所往,主動融入社會洪流。

          從當時背景看,共產黨“五一口號”是針對全國勞動者發出的倡議宣言。而作為工商實業界的民建先賢大都具有樸素自覺的“平等意識”“勞動意識”“民主意識”。我外公在“自傳”中就談到他幼時看不慣“家中婢女給別人盛飯”從而萌生了反叛舊道德與舊秩序的思想。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就提出了“勞工神圣”的口號,自然也得到了民建前輩的熱烈響應。

          目前我國是世界工廠更是勞動大國,中國勞動人口不僅規模第一而且參與率也是最高。當代民建會員更要關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積極開展調研活動,反映社情民意、協調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定、開展社會服務。

          對比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與美國向“單邊主義”的退縮,事實不斷證明祖國的強大是工商業繁榮的前提與根基。而今天我們通過重溫“五一口號”,又一次認識到歷史賦予的新使命:我們在當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的緊要關頭,更要堅持愛國、民主、建設、團結、創新、奉獻的價值與精神,接過歷史交接棒,知其所來,知其所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為此,我們廣大民建會員絕不明哲保身,只圖自家。我們按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充分發揮密切聯系經濟界的界別特色優勢,前赴后繼,代代相傳,在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中作出自己的犧牲與貢獻。

          作者簡介:徐可,男,1969年出生,開封人。

          民建河南省委經濟委員會委員,民建開封市委理論與宣傳委員會副主任,

          經濟學博士,博士后,研究員,鄭州財經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責任編輯: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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